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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实施方面：行政审批权力清单和政府权力清单陆续制定，职能科学、权责法定得到进一步落实，政府履行职能状况大有改善，但政府权力边界有待进一步厘清。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一些人认为，此时放开地方立法权，无异于为虎作伥，可能会使地方滥权变本加厉。作为政府最主要的权力形式，近年修订的《行政许可法》规定地方政府要增设行政许可事项的，必须制定地方法规。
因此看上去像是限制性条款，而实际上什么都限制不了，更何况还包括了一个等字，意味着还有更多未写明的立法事项。五道防线假如能够坚守，或许可以起到一定作用，但还需要至少注意两个问题。立法法为防止地方立法权滥用，设置了五道防线。这种中央和地方在立法权力关系上的变化，引发了普遍而激烈的争议。假如地方人大没有立法权，他们发挥政治功能的空间就比较小。
在发现地方政府规章不合法时，则可以不适用规章。草案虽然规定的是地方城市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具有立法权，但这些事项可能涉及的范围都非常广。对此，上海市高院崔亚东院长评价说，邹碧华的一言一行体现了其对法律工作者的平等与尊重。
三是加快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法治工作人员管理制度，完善法治人员职业保障体系，建立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专业职务序列及工资制度，切实增强他们的职业荣誉感和使命感。（注：本文系应检察日报社《方圆律政》杂志约稿并刊发于该刊2015年第1期） 进入专题： 法律共同体 法官 邹碧华 。但是，在处处强调中国特色的语境中，法律职业共同体似乎一直是一个不受了解，被人排斥的概念。这些人正在不断地聚集起来，形成一个独特的共同体，那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共同体--法律共同体，它既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同时也是现代社会秩序的维系者。
十多年前，关于什么是法律职业共同体，曾经引起了许多法律人热烈讨论乃至争论。于是，一位模范法官的去世，唤醒了一个时代主题。
人们正在怀着矛盾的心情来接近他们，接近这些出没在公司、饭店、宴会、酒席上的律师，这些活跃在课堂、讲坛、媒体上的法学家，以及那些深居简出的法官。江苏省高院许前飞院长认为邹碧华以生命的代价弥合了法官于律师之间的裂痕，来自全社会铺天盖地地悼念邹碧华的文字，尤其是邹碧华去世的当天晚上在网络和社交平台上出现的今夜法律人为你刷屏，则表达了对邹碧华以一己之力而追求建构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所带来的最深默契与最高敬意，这也是邹碧华作为一名法官对建构法律职业共同体所付出的努力与回报欧阳修将史等同于典法，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古代学者的共识。经以正文为宗主，注即注是经者也，疏即疏是经者也。
白如珍《刑名一得》甚至提出通过埋伏照应使得供词分而视之，词不重复，合而观之，理无参差，一气呵成，俨若无缝天衣。史则偏重记载人们重要的日常社会活动，掌握规范人们活动的制度，成为制度文化的代表。两者最初浑然不分，随着社会的发展分工才逐渐明确。崔述曾于嘉庆元年（1796年）任福建罗源县知县，后来又代理过一段上杭县知县。
欧阳修说：伏以史者，国家之典法也。本此意以治律，不充其类于至繁至多，不足以阐律学之至精。
崔述以古史考证及古文献辨伪见长，著有《考古提要》《补上古考信录》《唐虞考信录》《洙泗考信录》等共三十六卷，合称《考信录》。中国古代学者如孟子、韩非、司马迁、班固等对于历史事实早已提出过自己的看法，但从理论上加以明确概括的是宋人吴缜。
办案治律，最需要缜密的精神和方法，又需要细致、认真的办事态度，所谓老吏断狱的特点和长处就在于：其一，怀疑精神，须如老吏断狱一般明察秋毫，眼光深邃，无论何种学说，均被作为供词或者证词以助判断。法学界多推崇清末薛允升、沈家本的律学思想和成就，但鲜有人问津其律学方法。胡适认为：自唐到清，科举都用‘判，故学者多不能不懂一点听讼的方法。……因此悉知法律，学会断狱、判案，对于研究历史，大有帮助。他在《新唐书纠缪·序》中写道：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为事实。考证学者常用的名词，如证据佐证佐验勘验推勘比勘质证断案案验，都是法官听讼常用的名词，都可以反映考证学与刑名讼狱的历史关系。
胡寅曾撰《读史管见》论经学与史学的关系，认为二者是道和器的性质。巫专注于卜祝活动，是鬼神文化的代表。
他强调要重视汉人旧注，同时要灵活运用科学方法以确定一字数训之义，以补前人之不足。清代考据学的发达与律学的精细化不无关系。
史学家用证据考定事实的有无、真伪、是非，与侦探访察、法官断狱，责任的严重性相同，方法的严谨性也应该相同。《戴案纪略》有这样一段话：戴案一册，提纲挈目，敷陈实事，至其议论，如老吏断狱，大公无我，予夺得宜，其总论气魄雄迈，酣畅淋漓。
故史笔非难，博闻多识为难。通过叙供等点染手段，案件事实被乔装打扮，有经验的案卷制作者一般会采取前后照应之法，来踪去迹，声说明白。实践：以清代为中心的考察 清人曾自豪地宣称律例之细、弈艺之工、窑器之精三事远胜古人。中国古代的所有学问几乎都渊源于史官文化，经学、史学与法学的分袂乃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而在图书分类领域，史学与法学始终密切相关，法典与法学著作一直是列于史部。
朱熹指出：看文字如捉贼，须知道盗发处。推之名儒学案，诸家荟说，皆发明是经、羽翼是经者也。
凡有所考证，必追溯是非本原，无从考证者则存疑。清代最大多数的汉学家不是深懂得勾股开方，就是擅长刑律。
故每一个历史研究人员都应该具备法学知识，特别是懂得运用‘证据法。实际上，法学中证据法规则与历史学中的考据法则存在极其相似的底层语法规则，故中国自古以来即有治史如断狱之说。
胡适不仅主张伪史对鞫，而且撰著《〈易林〉断归崔篆的判决书》一文，依照判词形式解决该书的著作权归属。孟德斯鸠亦主张，我们应当用法律去阐明历史，用历史去阐明法律。典即六典（指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法为八法（指官属、官职、官联、官常、官成、官法、官刑、官计）。崔氏鉴于后人治学经史分途的负面影响，力倡无征不信，慎言阙疑，疑古辨伪，反对强作解释，提出了不少卓然独立的精当见解。
在朱熹看来，狱讼，面前分晓事易看，其情伪难通，或旁无佐证，各执两说，断狱之法与治学之道在此被丝丝入扣地铆合在一起。而法律的本身最是讲究条理的明晰，而在审判案件应用它的时候，又最注重搜集及调查证据。
老吏断狱的风格被推崇为治史文字的典范。对于互相矛盾的记载，章太炎主张：抽史者，若以法吏听两曹辨其成狱，不敢质其疑事。
清代以经义治狱、以狱法治经的学者不乏其人。这既说明法学与史学同源，也说明史学是法学之源。
